同时代的求索

　　早在隋唐时代，日本就向中国派遣了二十几批留学僧和留学生，开辟了中日交流史上最初的苦学之路。千年之后，留学的目的点转向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鸦片战争（1840-1842）惊醒了沉睡的大地，中国开始将目光转向西方。1872年，中国终于将三十名留学生送出国门，赴美深造。他们也成为中国最早的公派留学生。

　　甲午战争（1894-1895）的失败，让中国意识到在近代化发展上，日本值得借鉴，且两国情势风俗相近、文字相通，与其远赴欧美，不如就近留学日本。于是，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年（1896），中国立即付诸行动，派遣十三名留学生赴日探索，由此开启了中国青年留学日本的序幕。而日俄战争（1904-1905）中日本的胜利更是激励了中国的奋起，当时聚集在东京求索的旅日留学生已超过万人。

　　相比之下，同时代的日本是上述战事的直接或间接的受益者，接受留学生的动机也必然与中国大有不同。但是，从正面结果而言，近代留学日本的成果始终在中国教育史上留有记载。这些记载同时也辉映出日本相关机构和人物的作用。小文仅对其中具有启示性意义和参照价值之处予以整理记述。

　　1896年，中国驻日公使裕庚与日本外相西园寺公望进行交涉，希望日本接收中国公费派遣的留日学生。当时积极响应西园寺外相的是其老朋友，时任东京高等师范学院校长的嘉纳治五郎（1860-1938）。

　　嘉纳治五郎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第一位出任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的亚洲人（1908）、教育家。原本在教育前沿执教，被文部大臣井上毅看好，于1893年出任日本最早开创的公立教育机制中的东京高等教育师范校长，以“乐于教育天职”为座右铭，在此位置上奉公25年之久。

　　嘉纳自幼受教四书五经，18岁起进入汉学塾二松学舍（现二松学舍大学）深造，同时在东京大学专攻哲学。其夫人须磨子之父是汉学家竹添进一郎，曾跟随文部大臣森有礼访清，并在游历清国之后，写下专著《桟云峡雨日记》，出任天津总领事等职。

　　1941年，受嘉纳先生颂德纪念会之托，集嘉纳夫人及近亲好友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由横山健堂撰写的《嘉纳先生传》由讲道馆发行。据该著与长谷川纯三编著的《嘉纳治五郎的教育和思想》（明治书院，1981）之见，儒家思想和汉学是形成嘉纳思想和人格的核心。在此基础

　　之上，嘉纳以《论语》中的“三达德”：智、仁、勇为鉴，结合17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1632-1704)和德国教育家约翰·伯恩哈德·巴泽多（1724-1790）的主张，提出了“智、德、体”三育主义。

　　不难看出，嘉纳能够顶住当时“和汉洋三学”走势中洋学的强劲，源归其思想根植儒学，心系汉学。因此，嘉纳在宏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校长时，接收了8000名以上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包括陈独秀、杨昌济、鲁迅、黄兴、杨度、秋瑾、田汉等人。

　　1893年出任东京高等师范校长之后，他立即着手的工作就是创办国汉专科，旨在树立起和汉并举的教养轴心，并于1895年正式开课。而后他还授意宏文学院的教授编写汉译日语教材，便于日语速成科的学生运用两国共同使用的汉字边学日语、边攻专业，从结果上起到了与留学生共同深耕汉字文明的作用。

　　1902年7月，受张之洞之邀，嘉纳克服种种困难践行访华。《嘉纳治五郎大系》第九卷（本之友社，1988）收录了他历经四个月的考察纪实。文中，他如实记述了归国留学生的忧国之志，也诚恳地反映了留学生展现才华的局限，并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而痛心疾首。他还真切地指出，基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特性，改革速度不得操之过急。而在教育领域，推进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才解当务之急。时至今日，其用心与观点依然予人们以启示和参考。

　　追随嘉纳治五郎的一位重要人物是松本龟次郎（1866-1945），他自幼在家乡静冈县挂川市所属的乡村学校岭校上学。在推广普及近代教育的那个时代，他从11岁起就开始辅助教师，身兼学生和小教工的双重身份，并奠定了“以教育为天职”的坚定信念。而后，他在佐贺县师范学校任教期间的1902年，合编出版了日本第一部方言辞典《佐贺县方言辞典》，受到宏文学院创始人嘉纳治五郎所瞩目，并在第二年应邀出任宏文学院教授，从此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事业35年之久。

　　松本龟次郎在嘉纳治五郎的直接指示和支持之下，着手编写面向中国留学生的教材。在赴职之后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他参与编写的日

　　此后的30年里，使用过他所编撰的教科书的中国留学生不计其数，鲁迅、秋瑾、李大钊、周恩来等都位列其中。

　　另外，运用“和文汉读法”等类似教授日语的方法，是当时教育界的共同摸索课题。针对中国学生，从中日双方共识的汉字入手，最短一个月，最长一年即可习得日语大概。因为在当时的表述中，文章体和口语体是分明的，而中日两国的文章体大致相同，即书写体汉文，也就是古汉语文章体。因此，通过汉字这一媒介，留学生们对于日语文体的基本内容可以掌握，除去特殊汉字以外，日语汉字的意思与中文大致相同。在此背景之下，“中日同文”的观点成为共识，在此基础之上，中日间的“速成教育”这一特殊教程才得以存在。

　　伴随弘文学院的关闭，松本龟次郎在转身北京任教之后，回国创建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接收了周恩来等留学生。松本先生曾在《日语肯綮大全》序言中写道：“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是无上至乐的，也是我终身的天职。”他将留日学生教育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被后世称为“一生尽瘁于中国留学生教育的人”。

　　此外，还有一些人物立足自身的工作岗位，投入个人的追求，对接收中国学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例如西园寺公望和桂太郎手下的小村寿太郎等等。在此，仅对1897年任命为日本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的矢野文雄（1851－1931）做一简介。任职期间，由于他与李鸿章交流甚密，对中国缺乏人才的状况多有理解，不仅对于清政府在1896年选拔派遣的十三名官费留学生留日十分关注，还在1898年继续配合清政府选派留日学生的事业。持这一观点的力量参与促成了日本在1900年制定《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委托生相关规定》，1901年发表了文部省令第十五号《直辖学校外国人特別入学规定》，使得日本接受中国留学生留学的流程更加畅通。

　　1896年6月9日，《朝日新闻》报道了中国首批赴日“官费留学”的消息。报道说，驻横滨领事吕贤笙将率领选自苏州、宁波的13位留学生抵达日本。为此，嘉纳治五郎在神田区三崎町租借好民房，供留学生起居，并安排本田增次郎教授负责管理照顾，利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室等设施进行授教。

　　1899年，嘉纳治五郎在留学生的住处挂起了“亦乐书院”的招牌。不言而喻，“亦乐”取自论语：有朋自远方而来，不亦乐乎。而后，更多的留学生来到这里读书，嘉纳治五郎也随之逐渐做好准备，将书院转型为正规教育机构。尔后在小村寿太郎外相的协助之下，1902年，书院改组为正式教育机构的申请获准，更名为“弘文学院”，迎来了早期的留学先驱：鲁迅、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陈独秀、李书城等。搬迁到牛込区（今东京新宿区）西五轩町的弘文学院校舍壮观，越发成为人所重望的培育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据点。

　　1905年7月3日，清政府在保和殿举行廷试，也是首次归国留学生考试，13名留日学生中除因病中途归国者以外，唐宝锷等三人被授予进士称号，其他人分别被授予举人称号或官职。对此，《朝日新闻》在7月11日（日本留学生殿试）、7月17日（日本留学生的采用）、7月20日（殿试及第的留学生）接连予以报道，掀起了关注留学生事业的热潮。时至1906年，弘文学院的在校生达1615人，规模实属日本首位。不过，因避乾隆帝之讳弘历，遂改为“宏文学院”。教学形式也为应对中国的需求，主要进行“速成教育”，专业以解决燃眉之急的师范教育为主。

　　与此同时，日本接受私费留学生的私立学校此起彼生，其间不断涌现反清言行，包括宏文学院在内，这些学校都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各种指责。于是，日本政府配合清政府，在1905年11月2日公布了限制参与革命活动的“留学生取缔规则”。此举引发了留学生们的集体归国，和陈天华蹈海自杀的抗议行动。

　　另外，清政府发现在接收公费生的初期阶段实施的“速成教育”形式有待调整。因为其学制为3个月至1年半不等，配置中文翻译，教授专门知识。但是，获取更加深层的教育效果还须参照正规教育的条件。基于以上诸种问题，清政府协同日本文部省调整修改，共同制定了“五校特约”合作。即从1908年起，15年内派遣165名留学生，分别前往五所合作院校学习。五校中包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清政府为每位留学生年缴200至250日元的学费。

　　在此背景之下，宏文学院选择了急流勇退，于1909年停课关门。尽管该校只留下短短七年的校史，却出色地完成了历史性使命，衔接了中日在共同拥有的教育史上的前行之路。据讲道馆所收藏的史料等记载，在此期间，宏文学院共接收了7192名留学生，其中3810名学成毕业，成为擎定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支柱。因关东大地震和火灾，当年的宏文学院早已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知道其遗址的人寥寥无几。2007年，总理访日之际，在国会演讲中还专门提到了该校的独特作用。

　　正如当年归国遣唐使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明进展那样，近代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对改变近代中国的落后面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今天，在东京文京区原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旧址的一部分——占春园中屹立着一座嘉纳治五郎的铜像，仿佛还在此处守护着中日两国共同培育的教育成果，也在警示世间重新审视汉字文明的价值与作用。

　　位于东京都文京区大塚的占春园原本是德川光国的异母弟、松平赖元于1659年修建的庭院。当时与青山的池田邸、溜池的黑田邸并称为江户三名园。1903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自汤岛搬移到此，占春园便成为该校的一部分。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886年建校，简称东京高师。其前身是东京师范学校，日本近代第一所培养小学教师的学校。它于1872年创办，聘请美国人斯柯特为专任教师。引进美国师范学校注重教授法的教学经验和美国的小学教科书、教学参考资料、教具，实行班级授课和新的教学方法。1873年6月设立附属小学校，作为师范生教学实习和实验场地。1875年又增设中学师范科，培养中学教师。设有编辑局，承担全国小学新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制定小学教学计划，在全国推广。

　　随着日本推广近代初等教育事业的成功进展，该校在1886年改名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旨在培养中等教育师职，成为日本最早的一所师范院校。因此，从建校伊始就被称为是“教育的大本山”。

　　而后该校伴随中等教育的稳步发展，再度履新提升，步入高等教育的殿堂。1929年，被纳入东京文理科大学，1949年以来先后并入东京文理科大学、东京教育大学等等，1973年正式成为筑波大学的教育学部。

　　在这所历经近代教育从无到有的学校，清末以来，中国派遣了诸多精英前往深造。夫人杨开慧之父、中国近代教育家杨昌济就曾经作为留日官费生，从宏文学院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李达、钱学森之父钱家治、嘉兴第一中学知名校长张印通、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张香山等著名人物及北京高等师范、武昌高等师范的创建时期的教职员工都在该校毕业。因为近代教育的启蒙是当时的治国首需。

　　1898年创刊的月刊《国士》第五卷44号上，一篇论作明确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欧洲诸国间逐渐暴露出分割中国的野心。日本要促醒清朝朝野的觉悟，同时也须明知，与中国唇齿相依的日本将被卷入危机的漩涡，有识之士当唤醒中国自觉，促进两国协力合作，以保全中国。

　　显然，此论与桂园政治时代的精神所指相关。“桂园时代”是指从日俄战争到明治天皇驾崩的十年，即1902至1913年。此间由桂太郎内阁与继承伊藤博文之业的第二届首相西园寺公望轮流执政。这一时期的日本建立了日英同盟，获胜日俄之战，还吞并了韩国，是逐渐走向强霸的起步。

　　总之，无论时代精神和政治格局多么错综复杂，同出汉字文明教养体系的纽带确凿无疑地拉近了中日两国的心理距离。